[4]宪法生命素一词是杨兆龙先生提出的。

[27]参见陈妮：《中国传媒业民营资本准入监管改革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4月，第16页。[16]也就是说，劳动法中劳动概念具有契约性、从属性、有偿性等特征，这些特点决定了劳动法中的所谓劳动只是我国宪法中劳动概念的一部分或一方面，可以被我国宪法中的劳动概念所涵盖，宪法中的劳动即包括就业，也涵盖营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自此形成了统包统配的劳动用工制度，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成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198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打破了民营经济雇工人数的限制，私营经济可以合法存在的宪法规定，使营业自由的内涵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但意味着民营企业可以突破雇工人数的瓶颈，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蕴含着宪法对于企业家活动或者管理性劳动的价值认可，这种认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提高而得到不断的强化。其实，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通过吸收或借鉴外国法理论以保护工作权的经验来看，即使是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保障，宪法学理论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看到，拓展劳动概念的工作早已经在经济学领域中开始了。

三结合的劳动政策和市场化的就业制度改革，不仅是以统包统配为内容的劳动就业制度的破产，同时也标志着以社会权为价值取向的宪法劳动权概念的重构。并且，在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体制下，公民既有劳动的权利，也有不劳动的自由，因为劳动力、资本、技术、地产等生产要素都可以参与财富分配，所以，劳动力的支付只是人们获得合法生活来源的一种形式，而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几乎是唯一合法的形式。因此，在审查行政法律行为限制基本权利的正当性之前，界定该项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以及审查是否构成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摘要:  在德国，行政法律行为对公民基本权利间接引发的损害被称为事实损害。例如：高校违法拒绝给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导致其无法及时就业，我国法院并未认可该毕业生的赔偿请求权，理由是由此引发的利益损失属于不具备必然性的不确定利益。《立法法》第9条还明确允许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制定相关行政法规。参见Stephan Herren, Faktische Beeintraechtigungen der politischen Grundrechte, Chur 1991, S. 132f.。

可见，认可基本权利防御事实损害必然要求对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进行限定。[23] Hartmut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8 Aufl. Muenchen 2011, § 30, Rn. 5. [24] 无法消除的损害也不一定总引发赔偿，赔偿请求权成立与否还取决于导致无法消除损害的具体原因，原因可能来自公权力，可能来自当事人，也可能来自第三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法定主义所保护的财产权是宪法民主的先决条件。实行税收立宪就是为了有效实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目的，防止国家征税权的滥用，从而实现国家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26]从权利保障是法学的核心范畴角度而言，税法也不例外地是纳税人权利保障之法。[16] 参见台湾司法院秘书处编：《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一），台湾司法院1990年版，第106页。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进入专题： 税收法定主义 宪法精神 宪法要件 。他认为对税收制度进行宪法约束首先就是要确立一个宪法规则，这个规则对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来说是高高在上的，它能够在税收水平下降的情况下，遏制对已经增长起来的公共支出的持续需求。在税收法定主义理念指导下的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司法全过程都渗透着人权保障精神。[19] 朱福惠：《宪法价值与功能的法理学分析》，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3期。

如果税收立法违背税收法定主义，不仅其本身失去了合宪性，而且将会严重破坏税收领域的宪法秩序。它不但是政府财税制度的基本原则，也因其涉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而成为法律调整的重要内容。

总之，税收法定主义的综合模式是一种更为可取的模式。宪法是百法之首、诸法之要，制宪者在宪法文本中表达的抽象价值必须借助具体法律才能得以实现。

（二）宪法基本权保障的重要体现 依现代宪政理念，纳税人权利保障是税收立宪的终极目标，控制政府征税权是税收立宪的主要内容，而确立宪法对国家征税权的绝对支配地位是税收立宪的基本前提。（一）对宪法价值的财税法诠释 税收法定主义被视为现代税法的最高原则而备受推崇。保护公民财产权等宪法权利是一切国家权力的目的，包括征税权在内的任何公权力都不得侵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自此之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进一步提出了基本权功能的理论，认为基本权不仅是公民被动地防卫国家的权利，而且还包括主动请求国家给付的权利，与公民享有的这种请求权相对应的是国家的给付义务。税收立宪能为税收法定主义提供更高的权威性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世界性宪法价值目标主要集中在人权理念的张扬和人权保护机制的建立，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方面。

税法是落实宪法关于财税制度的重要法律，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则是宪法价值在财税法中的具体体现。[30]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9页。

包括税收权在内的国家公权力是人民通过宪法授予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行使宪法禁止或没有授予的权力。税收形式法定主义是程序正义在税收中的体现，它主要通过税收程序法定来保障纳税人的程序性人权。

现代宪法的功能主要有二：一是确认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税收法定主义不仅贯彻了国家权力源于人民的宪法理念，也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价值理念对税法提出的基本要求。

[19]税收法定主义就是通过限制征税人权力行使的方式和范围等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宪法秩序。虽然税收法定主义直接保护的是纳税人的财产权，但由于宪法上的财产权处于公民各种基本权利中的核心地位，是其他基本权利的基础，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为保护公民其他宪法基本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问题涉及到国家税收权力和国民财产权，税收不仅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对公民个人、企业组织等各种主体的利益具有重要影响。义务模式只规定公民对国家的纳税义务，而对征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不作规定，反映了对征税权进行宪法规范和制约以及对公民在税收中享有的权利的轻视。

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30] 税收法定主义目的在于限制国家税收权力实现税收正义，防范人性易于以权力为恶的弱点，其精神实质与现代社会法治观念相契合。

在现代法治国家背景下，宪法秩序的一致性要求税收的正当性证成必须融入宪法秩序之中，并以合乎宪法秩序为依归。[7]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征税者只能根据人民制定的法律征税，纳税人在没有法定纳税依据的条件下有拒绝纳税的权利，税法就是征税者和纳税人关于征税的契约。

[20]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当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4页。宪法乃百法之首，是一切国家公权力的源泉和根据。

其次是税负公平权，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前者是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也应相等。二、税收法定主义蕴含的宪法精神 税收法定主义既是现代宪法发展的逻辑起点，又是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中的体现，它蕴含着深刻的宪法精神。但是这仍须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34] 张宏彦、张念明：《税收有效性、征税权归属与宪法性约束》，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4期，第127页。

该规定将税收法定由一种思想上升为一项宪法性原则，标志着税收法定主义的正式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税收领域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途径，而且为保障公民其他领域的人权创造了条件，它直接保护公民的财产性权利，通过保护这种财产性权利间接地为保障公民其他人权奠定了基础。

税收形式法定主义表现为税收公开性和参与性，税收公开性体现为税收立法公开、税收行政公开和税收使用公开等，税收公开是实现税收监督权和税收参与权的前提。税收法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税法领域的帝王条款，是因为它源于宪法的基本价值诉求，是践行宪法价值理念的重要途径。

税收法定主义是在反对随意征税、限制国家权力以维护公民财产权利过程中产生的。从宪法学的视角看，公共财政在本性上就是一种民主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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